整体性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体系

2014-06-06 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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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袁银传

[摘  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一个科学的整体体系,其整体性包括研究方法的整体性、理论内容的整体性、逻辑结构的整体性、历史发展的整体性。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由原来政治学一级学科中的一个二级学科,上升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重要学理根据之一,就是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科学体系的整体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必须反映和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由原来政治学一级学科中的一个二级学科上升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重要学理根据之一,就是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科学体系的整体性。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三分法(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分门别类的理论研究虽然十分必要和重要,但却不能完全全面、真实地反映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理论内容,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建设发展,也不利于大学生、研究生、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形成整体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倡导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综合性研究,是近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普遍共识。拙文拟就整体性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整体性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及其逻辑结构、整体性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等问题,谈谈自己的初浅看法。 

一、整体性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

整体性是指系统与要素、环境之间的辩证统一,系统与要素之间、要素与要素之间、系统与环境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作为一个整体性的理论体系,必须具有共同的理论主题,其基本范畴、理论内容、理论形态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支撑、逻辑自恰,并且具有一脉相承性和相对的稳定性。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基本理论、基本范畴,是其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的理论表达。马克思主义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基本范畴则是关于人类社会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的科学概括和理论提升。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时,揭示人类社会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规律时,就把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有机统一的系统来把握,反对脱离社会整体孤立地观察、理解和解释个别社会现象。在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一书中,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的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强调社会是“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①]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以经典的语言表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社会整体结构的理论和社会有机体的思想。他指出:“人们在自己的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生产力发展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②]从这段经典论述中可以看出,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是一个由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相互联系的有机系统;人类的生活包括物质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经济因素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政治和思想的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也具有能动的反作用。

“有机体”这一概念,只是一个形象的比喻,旨在用这一术语形象地描述人类社会的最一般特征,即社会的系统性、整体性和有机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③]列宁在批评那种把社会关系视为只是这些或那些现象的简单的机械的联结的形而上学观点时,也曾经指出:“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每一种这样的生产关系体系都是特殊的社会机体,它有自己的产生、活动和向更高形式过渡即转化为另一种社会机体的特殊规律。”[④]并且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都要(α)历史地,(β)都要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γ)都要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⑤]

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思想强调社会的系统性、整体性和有机性,与当时自然科学的发展状况有着密切的联系。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年代,正好是近代自然科学由分析走向辩证综合的发展阶段。虽然当时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还没有诞生,但是19世纪30年代之后的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细胞学说、能量守恒的转化定律、进化论)深刻揭示了物质世界普遍联系及其发展的整体性,也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细胞学说揭示了生命有机体的产生、成长、构造的秘密及其转化的机理,揭示了生命世界的普遍联系。能量守恒的转化定律揭示了物质形态的相互转化及其能量的整体均衡。而进化论则揭示了生命世界不断进化的整体链条。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颠覆了孤立、片面的近代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为马克思、恩格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整体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产生和形成,奠定了重要的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

众所周知,列宁虽然主张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大组成部分并且写过《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等名篇著作,但是,列宁同时又十分强调“马克思主义是由一整块钢铸成的”严整的科学体系。他指出:“马克思的观点极其彻底而严整,这是马克思的对手也承认的。”[⑥]在列宁看来,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就在于它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彻底的革命性和理论的完整性,“它完备而严密,它给人们提供了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的世界观。”[⑦]并且列宁特别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辩证方法(它与形而上学方法相反)的,不是别的,正是社会学中的科学方法,这个方法把社会看作处在不断发展中的活的机体(而不是机械地结合起来因而可以把各种社会要素随便配搭起来的一种什么东西)。”[⑧]“辩证方法要我们把社会看作活动着和发展着的活的机体。”[⑨]

二、整体性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及其逻辑结构

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及其历史发展来看,在经典作家马克思那里,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自然,他也就要运用这个理论去考察资本主义的即将到来的崩溃和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的发展。”[⑩]马克思为了揭示人类社会的本质及其发展的客观规律,特别是揭示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灭亡的历史规律,首先是以科学的研究方法为前提和理论基础,寻找“过河”的“桥”和“船”,所以,马克思首先创立了唯物史观,找到了观察、分析人类社会的科学方法,唯物史观成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的理论基础。然后,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去观察、分析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灭亡的历史规律,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所以,列宁说:“使马克思的理论得到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的是他的经济学说。”[11]在马克思看来,虽然与封建主义等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比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和进步性,但是与未来社会、与共产主义相比较,资本主义既没有效率(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产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从而破坏生产力),又不公平正义(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资本的剥削逻辑而不是劳动的人本逻辑、资本主义生产是异化劳动),因此资本主义必然为共产主义所代替,这也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主要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和最终结论。因此,无论从马克思思想的历史发展还是理论逻辑来看,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个统一的整体。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之间是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相互贯通的,共同构成一个有机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

另外,在马克思思想的理论体系那里,唯物史观也只是具有逻辑上的“在先性”,马克思并不是首先提供哲学(唯物史观)的文本,然后再去提供政治经济学的文本,最后提供科学社会主义的文本。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的理论文本是同时提供出来的。从经典作家马克思的理论文本来看,马克思的许多最重要的文本本身就是一个整体,例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以及马克思晚年的历史学、人类学笔记等等,我们很难说它们到底是单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科学社会主义,或者说,它们应该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科学社会主义。对于马克思著作的整体性,马克思自己曾经有明确的表述和说明,他说:“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他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12]

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还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脉相承性。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体系。所谓一脉相承性是指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具有内在的、本质上的一致性。这种内在的、本质上的一致性包括它们都具有共同尊奉的初级文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本,共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共同的价值理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共同的信仰追求——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共产主义社会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脉相承性,并不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个别具体观点和具体结论完全相同,而是指其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内在精神和思维方法的完全一致。就内在精神和思维方法而言,主要是唯物辩证的方法、深层的历史感和历史主义方法、科学的批判精神以及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基本国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整体上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规律,从整体上谋划和布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从整体上设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目标的。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整体上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体现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是一个系统的、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三大组成部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虽然各有侧重,但是它们都从整体上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从整体上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党的建设的基本规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尽管由于各个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具体特征、突出矛盾和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三大组成部分在解答这些基本问题时也有所侧重,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三大组成部分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三大基本问题的探索和回答并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并不是说邓小平理论只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而没有回答党的建设问题和发展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只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问题而没有回答社会主义问题和发展问题,科学发展观只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问题而没有回答社会主义问题和党的建设问题。相反,由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党”和“发展”四个关键词之间逻辑的和历史的相关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三大组成部分都是从整体上探索和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在对这四大基本问题的回答中,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探索和回答是回答其他三个基本问题的前提;“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回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主题的基础、核心和原生形态;“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和“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探索和回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主题的逻辑与历史的展开和深化。

对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及其各自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习近平同志曾经作过深刻的论述。他指出:“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创之作,是最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三个代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承上启下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创新成果。”“说与时俱进,是说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都坚持从实际出发,注重总结改革开放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新鲜经验,注重探索和回答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所遇到的新矛盾、新问题,在理论创新和理论发展上都作出了各自的独特贡献。它们既相互贯通又层层递进,体现了新时期以来我们党理论创新成果的科学性体系、阶段性成果和发展性要求的内在统一。”[13]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整体上谋划和布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视域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有机配合的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构想和结构框架。其中,经济建设是中心,它为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提供物质基础和物质保证。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同经济建设相互联系,发挥着各自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重要功能。政治建设为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提供制度保障,规定着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的政治方向。文化建设为经济、政治和社会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为经济、政治和社会建设提供理论先导、舆论支持、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社会建设则为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提供和谐的社会环境和社群支撑。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基本框架就是社会整体的和谐。正如胡锦涛同志在《中共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深刻而简明地指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是有机统一的。要通过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来不断增强和谐社会建设的物质基础,通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来不断加强和谐社会建设的政治保障,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来不断巩固和谐社会建设的精神支撑,同时又通过和谐社会建设来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创造有利的社会条件。”[14]

再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整体上设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中富强是经济建设目标,民主是政治建设目标,文明是文化建设目标,和谐是社会建设目标。从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两个文明”建设目标,到江泽民同志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从而发展出“三大文明”的目标框架,再到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强调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提出“四位一体”的总体目标,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目标的认识不断深入、发展和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三位一体”的整体体系,它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中国实际和中国特色”、“时代潮流和时代特征”三者的有机统一和辩证结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而且其理论体系的三大理论形态本身也是一脉相承的、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三大理论形态(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一脉相承性、整体性具体体现在:第一,它们都具有共同的思想理论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的思想理论体系。第二,它们都有相同的理论主题和基本问题,都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第三,它们都有共同的理论品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第四,它们都有共同的实践基础,都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第五,它们都有共同的奋斗目标,即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整体性,江泽民同志曾经做个高度的概括。他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其中的各个基本观点、基本原理都不是孤立的,而是有着内在联系的。我们在学习和运用中,要始终注意从总体上、相互联系上和精神实质上去全面地正确地把握,不能搞片面性,否则是学不好和用不好这一理论的。”[15]

三、整体性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本身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习惯上坚持“三大组成部分”的解读范式。为了反映和体现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整体性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论研究、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必须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这三大组成部分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是一块整钢。在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确实分阶段、有重点地研究和发展了这三大组成部分中的某一部分,但是这决不是意味着这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是各自独立的、能够孤立加以研究的领域。但是,十月革命胜利、马克思主义进入苏联大学教育教学体系(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育长期受到苏联的影响)之后,为了适应客观存在的学科分类体系,马克思主义被人为地分割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独立的学科,这种外在的分类在有力地推动了各个学科深度分化和深入发展的同时,却硬化了各个学科之间的边界,导致僵化的专业意识和“学科教条主义”的形成,最终使得在现行研究和教育体制中作为一块整钢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被人为肢解为三个相互独立的学科,并且往往分散在哲学系(学院)、经济学系(学院)、政治学系(学院)或者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室)等教学与研究机构之中。结果,在现实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教学与研究者们往往“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由于学科壁垒和教学研究机构的分散性,使得培养出来的大学生、研究生或者只懂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不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或者只懂政治经济学而不懂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或者只懂科学社会主义而不懂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毕业的教师教不了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的老师又教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适应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整体教育”、“通识教育”的要求,这是思想政治理论课85方案进行不下去的重要原因,也是思想政治理论课05方案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为了解决思想政治理论课05方案实施的困难,中共中央、国务院、教育部英明决策,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由原来政治学一级学科中的一个二级学科上升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并且专门设立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二级学科,强调马克思主义既应该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更应该进行整体性研究,以完整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

作为全国首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点和首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国家重点学科,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点长期以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论研究、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整体性方向,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的研究方向和研究特色体现为“注重基础、彰显整体、立足当代、着眼教育”。

“注重基础”,即注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理论的研究。在深入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基础上,从根本上、总体上、整体上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及其精神实质,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间整体的、内在的逻辑关系,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历史发展。

“彰显整体”,即突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整体性研究。注重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内在构成的整体性、理论内容的整体性、逻辑结构的整体性,并且特别注重研究方法上的整体性。

“立足当代”,即从整体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视域切入,突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当代发展研究,重点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当代中国的运用和发展;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一脉相承性和与时俱进性,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及其内在的逻辑结构。

“着眼教育”,即突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研究。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研究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紧密联系和统一起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大众化的辩证关系以及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具体路径。

上述四个方面密切关联,构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原理、基础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展开奠定基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研究,又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发展提出新课题、新要求。其落脚点在于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将研究成果有效地转化为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这四个方面的相互关照、密切关联、相互支撑,力求使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的学术研究、学科建设、人才培养达到理论研究、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的整体统一,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整体统一,思想性、政治性、学术性与教育性的整体统一。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3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2页。

[④]《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85页。

[⑤]《列宁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64页。

[⑥]《列宁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2页。

[⑦]《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9页。

[⑧]《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页。

[⑨]《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5页。

[⑩]《列宁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2页。

[11]《列宁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2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35页。

[13] 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几点认识》,《求是》2008年第7期。

[14] 胡锦涛:《中共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5年2月20日。

[15]《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4页。

责编:吴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