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党的对外宣传工作启示

2014-06-23 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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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方教授的讲解,有机会对党史进行了系列学习,我发现我们党一贯重视对外宣传工作。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通过国际友好人士,向世界宣传自己的主张,有效地争取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塑造了中国共产党的良好国际形象,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延安时期的对外宣传工作主要作法有:

一、建立外宣机构,开展对外宣传  

长征到达陕北后,为加强对外宣传和联络交涉事宜,我党增设外交部,下设交际处,承担了大量的外事接待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

1940年10月,为向国外介绍宣传我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斗争的事迹和抗日革命根据地建设的情况,中共中央宣传部成立了国际宣传委员会。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部长张闻天还亲自主持召开座谈会,组织美籍大夫马海德等,研究对外宣传问题。之后,中共中央决定创办外文对外宣传刊物《中国通讯》,《中国通讯》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出版的第一个外文宣传刊物。在陕甘宁边区,国际宣传委员会于1941年3月创办了国际报道社,宣传中共各根据地党政军民英勇抗战的事迹。

除此之外,我党还参与或领导了一些以民间面目出现的宣传机构。最著名的是1938年宋庆龄在香港创办的国际统一战线的进步机构——保卫中国同盟,同盟机关刊物《新闻通讯》,发表了一些外国友人在中国各地亲眼目睹后所写的的报道文章,具体生动,富有说服力。这对宣传我党的正确主张,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让外界了解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结交国际友人,架设传播桥梁

延安时期,大批国际友人来边区参观、采访,他们身临其境的采访,客观公正的报道,增强了外界对中国共产党人的了解,为中共与世界的交往架起了桥梁。

美国进步作家、著名记者斯诺是第一个到延安采访的西方记者,他的有关报道被称为给了世界第一双了解中国革命的眼睛。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斯诺完成了《红星照耀中国》(《RedStarOverChina》)的写作。同年10月,在英国出版,中译本改名为《西行漫记》,该书一问世便轰动世界。有媒体这样评价:“斯诺对中国共产党的发现和描述与哥伦布对美洲的发现一样,是震撼世界的成就。”

斯诺的报道引起强烈反响,国际新闻界掀起了一股报道中国共产党、报道中国红军的旋风。大批国际友人前往边区采访,撰写了大量报道。如斯诺的夫人海伦·斯诺写了《续西行漫记》。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写了《人类的五分之一》一书,报道了八路军的敌后抗日游击战,热情讴歌共产党领导下的伟大的人民战争,并向世界人民预告中国抗战必胜。艾格尼斯·史沫特莱写了《中国在反击》。

党中央在延安的10多年间,先后有美、英、苏、德等10多个国家,100余位国际友人到延安及陕甘宁边区访问或工作,向世界客观真实地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军民抗战的情况。

三、冲破新闻封锁,主动开展宣传  

1939年1月,中共中央根据形势的变化,在重庆设立南方局,由周恩来任书记,周恩来与中共代表团成员经常举行记者招待会,并与一些著名记者频繁交往,如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费希等。

为了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中共常驻重庆的代表周恩来在外国使团和记者中做了大量宣传工作。1943年3月,周恩来在同美国外交官戴维斯谈话时,重申中共欢迎美国派一些军官作为常驻观察员到我华北抗日根据地搜集日军情报。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争取下,1944年7月22日和8月7日,美军观察组分两批先后抵达延安。中央专门组织安排了八路军、新四军和边区政府等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向他们全面介绍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建设及敌后战场的作战情况。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高度评价中共的合作。1944年11月,戴维斯在报告中认为“蒋介石的封建的中国是不能同中国北部的充满生气的现代的人民政府长期共存的,共产党一定会在中国扎根。”“中国的命运不决定于蒋介石,而决定于他们”。

延安时期的对外宣传工作卓有成效,对宣传党的主张,树立党的形象,对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对促进中国抗战和中国革命的胜利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对我们做好当前和今后的对外宣传工作仍具有重要现实指导作用。

一、  以战略高度和国际视野来认识对外宣传工作。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变革大调整之中,综合国力竞争日趋复杂激烈,国家形象对一个国家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直接。许多国家都越来越重视软实力和国家形象建设,谋求增强影响力。加强对外宣传,树立良好国家形象,对于维护国家战略利益,增强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提高国际地位,都具有重要意义。武汉作为我国中部地区和长江中游的重要城市,在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复兴大武汉的历史进程中,一刻也不能放松对外宣传工作,不断提升武汉对外知名度和影响力。

二、注重顶层设计。

延安时期,我党成立了国际宣传委员会,统筹指导党的对外宣传工作。纵观当今世界,各国无不重视外宣工作的统筹协调,美国政府先后成立“公共关系办公室”、“全球交流办公室”,俄罗斯总统办公厅成立专门负责改善国家形象的委员会,韩国设立国家形象委员会。做好我市的外宣工作,也需要统筹国内国际资源,整合力量,形成大外宣格局。政府民间组织社会团体等不同层面都是对外宣传的行为主体,但需要由政府部门来主导,统筹全社会资源,提升跨文化传播能力和国际沟通能力,创新模式,汇集众智,官民联动,将对外宣传工作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三、遵循跨文化传播的内在规律。

跨文化传播学的奠基人爱德华·霍尔认为,文化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露在水面之上的,小部分的,显而易见的文化,如行为。第二个层次是在水面以下的,隐藏的,深层次的文化,如信念。第三个层次是处于冰山最下面的,隐藏最深的文化,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延安时期的对外宣传,符合跨文化传播的内在要求,对中国抗战进行了国际表达。新时期的对外宣传工作,要继承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用别人熟悉的语言开展宣传,努力符合外国受众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做好武汉故事的国际表达。习总书记访美时的“老友角色”、“农民角色”、“球迷角色”浸入式传播为我们做了最好的示范。

四、准确地把握对外宣传的现实基础。

延安时期对外宣传工作的根本基础是国际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今天和平与发展仍是全球共同利益之所在,也是我们开展对外宣传工作的坚实基础,我们可以求大同、存小异,找到利益的交集和认识的共识,这样有针对性地开展对外宣传,就可能事半功倍。

五、利用好外部资源开展工作。

延安时期的对外宣传工作有效地利用了外部资源,今天我拥有的外部资源更加丰富多样,我们要善用外力,在汉高校有19家海外孔子学院,武汉有20个友好城市,在汉投资的世界500强企业累计有184家,在汉外籍人士超过万人,用好这些资源,可以让我们的对外宣传工作更上一个台阶。

我的汇报完毕,不当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外宣办 蒋晓晶)

责编 吴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