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全面开启复兴大武汉新征程

2017-07-28 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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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5月19日,为纪念中华民族全面抗战和大武汉保卫战爆发80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共同举办了“保卫大武汉(1937.11—1938.10)”专家座谈会。来自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的专家学者,围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与大武汉保卫战,国民政府在武汉保卫战中的作用,武汉保卫战中的政略与战略,武汉保卫战在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等主题,进行了热烈研讨和交流。现摘登专家发言。

周溯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党委书记︑研究员 

武汉会战粉碎了日本速战灭亡中国的幻想

李立华

武汉保卫战中的中日战略博弈

武汉位于长江中游,是当时中国第二大城市,人口超过二百万,因粤汉铁路的建成而成为中国内陆的重要交通中心,同时也是将南方港口运来的外援物资运往内陆的枢纽。日军侵占南京后,1937年11月,国民政府虽西迁重庆,但政府机关大部和军事统帅部却在武汉,武汉实际上成为当时全国军事、政治、经济中心和战时首都。日本政府预期攻占武汉后将令中国停止抵抗。日本御前会议决定,迅速攻取武汉,迫使中国政府屈服,尽快结束战争。12月13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着手拟定保卫武汉作战计划,其中心思想是立足外线,保持部队高度的机动性,利用地形和工事,逐次抵抗消耗日军,以空间换时间,最后转变敌攻我守的战争态势。

为了打赢这场战役,双方投入大量兵力。中国军队投入110万人,日军投入30万人。战场在武汉外围沿长江南北两岸展开,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4省广大地区。会战开战后,国共两党加强合作,于7月6日在武汉召开了国民参政会第一届会议。大会庄严宣告:“中国民族必以坚强不屈之意志,动员其一切物力、人力。为自卫,为人道,与此穷凶极恶之侵略者长期抗战,以达到最后胜利之日为止”。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发表了以《论持久战》为题的演讲。《论持久战》深刻分析了中日双方的情况,科学地预见抗战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最后胜利属于中国人民。它以强大的说服力回答了种种问题,给了人民以战胜侵略者的信心、勇气、力量和战略战术,也为正在进行的武汉会战提供了正确的思路。

武汉会战历时4个半月,大小战斗数百次,是抗战以来战线最长、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会战。其中在万家岭一带,日军4个联队3000多人被全歼,史称万家岭大捷。中国空军与敌激战,共击落日机62架,炸毁日机16架,炸沉日军舰艇23艘,有力支援了地面部队作战。中国海军在长江上也进行了激烈战斗,在沿江要塞布置水雷,设置海岸炮,并击沉日舰多艘,有力迟滞了日舰沿江进攻。中国军队以伤亡40余万的代价,毙伤日军25.7余万,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日军虽然最后攻占了武汉,但其 “集中国家力量,以在本年内达到战争目的”、“结束对中国的战争” 的速战速决的战略碰了壁,逼迫国民政府屈服的战略企图并未达到,其速战灭亡中国的幻想以破灭而告终。

武汉会战期间,日军看到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斗志、国共合作的团结力量,同时也因兵力不足等原因,无力再组织大规模的战略进攻,被迫转为战略保守,从此陷入了它最不愿意进行的持久战的泥淖之中而无法自拔,只好转变侵华政策:由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由以主要兵力进行正面战场的作战,改为转移兵力进行敌后战场的“治安”作战。此后,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武汉会战取得了战略上的成功。

武汉会战是1938年6月至10月,中国军队在武汉地区同日本侵略军展开的大规模会战。 

武汉市社科院党组书记︑院长︑研究员 

武汉保卫战是中华民族十四年抗战的转折点,也是全面抗战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的伟大转折。武汉保卫战中的中日战略博弈,对这两个转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按既定国策侵占我东北全境并逐步蚕食热河、察哈尔、绥远,企图叩关南进,侵吞华北,窥伺中原。1937年,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欲举全国之力,凭籍武器装备和陆海空协同作战优势,以侵略性进攻战和速决战与中国军队主力决战,以打促和、迫降,达到征服中国之目的。为达此目的,日军大本营炮制肢解中国、速战速决的总体军事战略:一从华北经山西入陕西出汉中,直插成都平原;二沿平汉线经郑州、信阳南下,建岭以临武汉;三沿津浦线南向攻略苏鲁,再沿陇海线西进郑州会合华北南下之敌南进,兵锋直指武汉。从“七七事变”到淞沪会战、南京会战、徐州会战,日寇先后侵占我华北、华东大部,兵锋直指华中、华南,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危急关头。

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我党坚持全面抗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全国抗日武装,实施全面抗战军事路线和对日持久战战略方针,并针锋相对地对日寇进行战略反制:其一,坚守中条山、太行山和黄河天堑,拒敌于黄河以东,遏制其西进南下图谋;其二,御敌于豫东、苏北、鲁西,开展山地、平原游击战,辅之以千里黄泛区,挫败日军沿陇海线西进而后南下的图谋;其三,开辟华东战场,进行淞沪会战和南京会战,迫使日军从台湾、朝鲜、东北、华北乃至本土次第集注于华东战场,以策应其他方向之对日作战。如此,成功迫敌由东向西沿长江仰攻武汉,我国军队则依托河网密布、崇山峻岭的长江两岸广袤地域,向二棱线转进、集结与展开,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经万家岭、小界岭等数百次大小战斗,予敌以重创,为工业内迁和大后方初创赢得宝贵时间,逐步实现战略上由退却向相持的转变。

“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日本小国寡民、资源贫乏,利于速决。然“七七事变”以至武汉会战后,日军攻城掠地,分兵把守城镇和交通要冲,可集中使用之作战部队渐次紧张。反之,中国抗日武装由战争初期点多面广、被动挨打,至武汉会战结束,初步完成转进、集结和再展开,战场态势发生有利于我之转变。此消彼长,全面抗战进入相持阶段。

武汉保卫战中的中日战略博弈,集中体现了我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面抗战中的核心作用;体现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军事路线和对日持久战战略方针的正确性,既为后来中国加入中美英苏领导的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奠定了基础,也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最后胜利和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奠定了基础。

武汉会战中的苏联空军志愿队

武汉会战对抗战的影响

陈开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1938年的中日武汉会战,以武汉地区为中心,沿长江南北两岸展开,波及安徽、河南、湖北、江西四省。武汉会战中最令人难忘的是高擎在武汉上空的“正义之剑”——苏联空军志愿队,当时又称为中国空军“俄员队”。

彭敦文

武汉大学教授 

武汉会战期间,苏联空军共四次派遣歼击机志愿飞行员计159人、两次派遣轰炸机志愿飞行员计187人入华,主要驻扎汉口、南昌等地,与中国空军联合作战,沉重打击了来犯日本空军的嚣张气焰。

实际上,中日围绕武汉的空战早在1938年2月就已开始。2月18日,日机36架袭击武汉,中苏空军出动29架飞机迎敌,击落日机16架,俄员队罗曼诺夫牺牲;2月25日,日机56架袭击南昌,中苏空军34架战机迎敌,击落日机8架,俄员队斯米尔诺夫等三人牺牲;4月29日,日本空军为天皇生日献礼,出动飞机54架轰炸武汉。中苏空军64架战机迎战,击落日机21架,俄员队乌斯片斯基、舒斯特尔牺牲;5月31日,日机54架袭击武汉,中苏空军49架战机迎敌,击落日机13架;6月26日,日机46架袭击南昌,中苏空军24架战机迎敌,击落日机6架,俄员队史托维牺牲;7月份,日本空军频繁袭击武汉,俄员队英勇战斗,有11名飞行员牺牲;7月4日,日机56架袭击南昌,中苏空军28架战机迎敌,击落日机10架,俄员队奥帕索夫、科什卡罗夫、苏霍鲁科夫、赫雷齐科夫牺牲;7月7日,日机再袭南昌,中苏空军击落日机10架,俄员队索霍洛科夫牺牲;7月18日南昌空战中,俄员队多多诺夫击毙日本空军四大天王之一的南乡茂章;8月3日,中苏空军在武汉上空击落日机3架,俄员队菲利普夫牺牲;12日,日机120架袭击武汉,中苏空军40架战机迎敌,击落日机16架,俄员队古罗夫、大尉季霍洛夫、上尉丘里雅科夫、捷连霍夫、中尉马格里雅克、上尉谷雷伊、达维多夫、比留科夫、伊万诺夫、波波夫等10人牺牲。整个武汉会战期间,俄员队歼击机大队共牺牲了30多位飞行员。俄员队除了参与空战,还与中国空军联合轰炸日军的机场、军舰、运输线及日军阵地。据统计,自1937年11月至1939年2月,俄员队轰炸机大队共出动七十次:“计在苏、皖、鄂、豫、鲁等地炸沉日航空母舰1艘、各型兵舰49艘、汽艇帆船20余艘,炸伤各型兵舰75艘。另炸毁和破坏日军车站、码头、铁路、轻重、机场、油库、弹药库、建筑物、器材库、汽车、战车、阵地工事甚多”“日海陆空军被炸毙者甚众”。俄员队轰炸机大队虽然战果辉煌,但也付出了牺牲。总之,武汉会战期间,苏联空军志愿队与中国空军联合作战,付出了巨大牺牲,重创日本空军,为武汉会战的战略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中苏两国人民在战斗中凝聚了深厚友谊,为新时期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构奠定了历史基础。

一是稳定抗战大局,奠定了持久抗战的基础。“七七事变”后,华北正面战场不支,大同、太原和平汉、津浦两线北段先后沦陷。淞沪会战在坚持三个月之后,出现崩溃式的撤退,中国军队精锐受到严重损耗。国民政府内部妥协、议和空气开始蔓延。正是在这个时候,蒋介石开始部署武汉会战(赶修工事、排兵布阵)。徐州会战开始后,军事形势更加严峻,武汉会战的迫切性益显。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毅然执行武汉会战的计划,实施节节抵抗的战术。通过会战,不仅使议和、妥协得到彻底抑制,持久抗战成为共识,也在军事上按计划转入持久抗战。蒋介石在1938年10月底曾言,广州、武汉两大重镇虽相继失陷,然而军事处置觉有余裕,不如南京与徐州失陷时之拮据也。从大局来看,武汉会战坚持四个多月,使得工厂内迁得以按计划完成,政府迁都按步骤进行,外线和后方布置有序进行。这都使抗战大局得以稳定,持久抗战的政治、经济、军事基础得以奠定。

二是武汉会战巩固了国共合作的局面。在国民政府部署武汉会战的同时,中共中央也作出了保卫西安、保卫武汉的部署。毛泽东还认为,在武汉会战中,不能使中央军的力量过于受到消耗,担心因此而影响整个抗战大局。为保卫武汉,中央令八路军、新四军在平汉线和晋南、豫西和长江两岸展开游击战,并创立根据地,坚持持久抗战。军事之外,武汉会战期间,中共还派出代表团驻武汉,建立了中共长江局,与国民党中央进行各个方面的会谈和讨论,传递中国共产党对抗战的各种建议。国民党中央监委会一度通过决议恢复毛泽东等26人的国民党党籍。总之,由于国民政府坚持抗战和保卫武汉,国共合作得以巩固。

三是武汉会战掀起了全民抗战的热潮。以武汉为中心的中国抗战备受世界瞩目,除了军事和外交方面的重要性,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形成了全民动员的抗日热潮。整个武汉会战时期,广大民众参与修筑工事、踊跃支前,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筹备会在武汉召开,全国学联、青年救国团等各种组织在武汉进行抗战宣传,组织各行各业的民众参加抗战,还开展了“七七献金”、“八一三献金”等活动,上至古稀老人,下至儿童,名人、乞丐都参与其中,形成了真正的全民动员。

武汉会战对整个抗战的积极影响很多,简要言之,有以下三方面的重大影响。

蒋百里在武汉

杜继东

黄华文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武汉抗战中精彩纷呈的抗战文化活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蒋百里(1882-1938),浙江海宁人,民国时期著名的战略家、军事家和教育家。“七七事变”爆发后,他积极投身于抗日活动,受命赴欧洲英、法、德、意诸国,从事外交联络工作。

在武汉骤然形成为全国抗战的政治、军事中心的同时,抗战文化活动也在这里大放光彩,使武汉成为全国抗战的文化中心。

1938年7月27日,蒋百里由香港乘专机抵达武汉。7月31日,他在《大公报》上发表《从国际上观察各国外交之风格》一文,对英、德、意、法四国的外交特点作了精辟的分析和比较。8月21日至26日,《大公报》连载了一篇长文:《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这是蒋百里多年来研究日本的心血结晶,甫经发表,即引起各界瞩目,《大公报》的销售量陡增一万多份,每日报纸出版以前,即有许多人在报社发行部前排队等候,以图先睹为快。由于《日本人》一文大受欢迎,《大公报》以最快的速度出版单行本以飨读者。从9月15日开始,蒋百里连续几天在《大公报》头版刊登了一则颇具幽默色彩的售书广告:

出卖《日本人》,三角钱一个。出售处:汉口《大公报》馆。蒋百里谨启。

单行本前后行销达十几万册,在抗战的前线和后方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前线担任战地记者的曹聚仁把蒋百里的《日本人》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合称之为他在抗战初期黑暗日子中“精神上的乐观支柱”。

1938年8月28日、9月4日和9月25日,《大公报》分三次刊登了蒋百里的《抗战一年之前因与后果》一文。文章对悲观论者给予了严厉的抨击,告诫他们不要怨天尤人,对乐观论者也敲了敲警钟,提醒他们不要把抗战看得太轻松。

9月7日,蒋百里发表《为国联开会警告英伦人士》一文,对在远东有重大利益且对国联“有一种特别的热心与希望”的英伦人士提出了忠告。他指出, “我们这一次抗战是在替英国世界帝国挡着最前线,同时是在替国联的和平政策守着最后的堡垒。”

9月12日,蒋百里应银行界励志会的邀请,在汉口总商会讲演。他认为国家面临的紧迫问题有三:一是外交,二是军事,三是经济。

为充分发挥蒋百里在军事教育方面的才能,蒋介石委任蒋百里为陆军大学代理校长。9月14日,蒋百里走马上任,并于当天下午离开武汉,前往陆军大学的所在地湖南桃源接任视事。

蒋百里在武汉的时间虽不足两月,但他或发表文章,或参加座谈,或发表演说,成了武汉三镇的一个大忙人。他在德明饭店的住处经常人来人往,高朋满座。在夜深人静之际,他铺纸研墨,奋笔疾书,写出一行行激励人心的文字,每每在武汉三镇引起轰动,他对日本侵略者口诛笔伐,总是引起人们的强烈反响。他以实际行动为武汉保卫战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武汉抗战文化中心地位的形成,主要得益于两方面原因。其一,大批文化人士及机构、团体迁汉,与武汉本土文化人士及机构、团体汇聚,形成强大文化气场。至1937年底,“迁移武汉的科学、文化艺术和救亡团体已达一二百个,各类文化人士达1000人以上”。其二,武汉抗战时期,国共共同领导抗战文化活动。1938年5月,成立了有大批共产党人和文化界人士参加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职掌文宣事宜。

武汉抗战文化活动精彩纷呈的局面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报刊业空前活跃。武汉抗战时期,大报迁驻武汉和一批新报的创办,使武汉报刊业空前活跃起来。这一时期,从外地迁到武汉的大报有天津的《大公报》、上海的《申报》等。到1938年3月,增至67种。至7月前后,则达100种以上,超过武汉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其二,出版发行业空前活跃。武汉抗战时期,津沪等地有影响的出版机构迁汉以及新出版发行机构的建立,武汉出版发行业迅速活跃起来。外地迁驻武汉的出版发行机构有: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新知书店等。新建出版机构有:中国出版社、扬子江出版社、大众出版社等。此时,书刊发行量也大幅增加。在抗战爆发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武汉地区书刊发行量超过战前的全国总量”。

其三,以戏剧、电影、音乐为主体的抗战文艺活动空前活跃。汉剧、楚剧、京剧等各类剧种演出场次猛增,同时演出形式也多样化。除了剧院演出外,大规模演出也十分频繁。仅大型话剧即有阳翰笙的《前夜》,崔嵬、王震之的《八百壮士》,锡金的《台儿庄》等。以抗战为主题的影片也大量出品。《保卫我们的土地》等3部故事片和《四·二九武汉空战》《血战大南京》等50多部抗战纪录片、新闻片先后出现。著名音乐词曲作家冼星海、田汉、张曙等在这一时期创作了《救亡进行曲》《保卫大武汉》等大量抗战歌曲。

正是这精彩纷呈的抗战文化活动,使武汉成为全国抗战的文化中心,添写了武汉抗战的重要史章。 

 

 

责编:杨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