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的中国古代文明——《中华大典》

2018-03-09 1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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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日报 记者 黄玮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启动编撰的《中华大典》,历时近30个年头,终于在2017年年底全部竣工。这是一部以国家名义组织力量编写的中华古籍大型类书,是规模巨大的文化出版工程。

作为《中华大典》24典之一的《交通运输典》,由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专家学者承担编纂工作,葛剑雄教授任主编,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该典的编撰经历了怎样的过程?交通发展在中华文明史上的作用是什么?近日,《读书周刊》就这些问题专访了葛剑雄教授。

了解古代文明的重要资料

读书周刊:《中华大典》是对汉文古籍全面、系统、科学的整理汇编,上自先秦,下迄1911年。《交通运输典》作为《中华大典》24典之一,汇聚了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与交通发展相关的文字。这些厚重的文字可以传递给今天什么信息?

葛剑雄:应该讲,《中华大典》是中国有史以来范围最大、门类最全、字数最多的类书。它以清代《古今图书集成》为蓝本,按现代学科分类进行编撰,收录内容的范围和规模都超过了前代。

《交通运输典》作为《中华大典》的一部分,是1996年正式启动的,由《交通路线与里程分典》《交通工具与设施分典》《驿传制度分典》三个分典组成,一共1200多万字。《中华大典》是类书体例,只汇编,不撰写。我们的工作,是将散落于浩瀚古籍之中的关于古代交通的资料,进行收集、辑录、标点和整理,按一定体例分类编排。这样可以方便读者查阅,或提供一些线索,让历史资料能够得到更好的利用。

读书周刊:历史学家严耕望认为,交通现象往往“寓有经济、历史、地理之意义”,并主张将研究交通史的意义放到整个历史文化研究中,放到整个文明史研究中。

葛剑雄:这个观点是对的。关于中国古代交通发展所形成的丰富文献记载,不仅是我们今天了解和研究中国古代交通运输业的重要依据,也是了解和研究中国古代史和古代文明的重要资料。

读书周刊:“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是《中华大典》编撰的一个初衷,为此《交通运输典》在编撰过程中做了哪些努力?

葛剑雄:在编撰的过程中,我们尽可能地把古代典籍中有用的交通资料,进行分门别类,不仅有交通工具的内容,还有交通制度的内容。比如,古代的驿站制度是很有效的,在全国各地隔一定的距离建立交通点,提供人力、牲口,过往的人可以在那里饮食、住宿,有着严格的制度规定。再比如,今天的我们为什么搞得清楚茶马古道、丝绸之路等古代的道路?就是因为历史上对此都有详细记载。像不同时期的丝绸之路上,有的路况变了,有的地方地震了,经过的河流改道了……这些状况史料里都有记载。通过这些史料,我们可以了解中国古代交通运输的情况,以及与之相关的大量的社会文化内容。

流动是人类的天性

读书周刊:中国疆域辽阔,幅员广大,地形地貌复杂多样,先民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创造了各种交通运输工具。交通史的不断演进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是什么?

葛剑雄:今天,我们的信息靠互联网就可以即时传播。但是,在没有互联网的古代,信息只能靠人来传输。人怎么来传输?就靠交通。交通就是改变人空间位置的手段。另一方面,流动是人类的天性,迁移是早期人类赖以生存繁衍、逃避天灾人祸的有效途径。在长期的迁移中,人类先是利用天然的交通工具,进而发明和运用人造的交通工具和运输手段,在天然通道的基础上又开辟交通路线,设置交通设施,实行交通管理。随着交通的发展,人活动的半径越来越大,信息的传播也就越来越广。人类的历史,可以说全部和交通有关。

读书周刊:随着交通的发展,人活动的半径越来越大,对社会经济带来的是什么?

葛剑雄:就像我在《交通运输典》序言里提到的,《史记·货殖列传》里就记载了:“夫山西饶材、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这勾勒出一幅当时全国的商品产销物流图,而支撑起这一商业物流系统的就是人活动的半径,就是遍布全国的商道。

明清以来,留下了不少实用、翔实、详细的全国性商路资料、手册和地图。这些都很直接地记录或说明了交通与古代经济发展的关系。

读书周刊:您如何看待交通在中华文明演进中的作用?

葛剑雄:直接地讲,如果没有好的道路、交通工具,那么,就只有少量的精英能够接触到文化和信息。如果要使文化、文明在更大的范围内传播,就要通过成群的移民。

古代的中国文化,能够由中原扩展到全国,由华夏辐射周边,靠的就是交通工具、交通路线的不断开辟和改进,这使大批黄河中下游的人群得以分散到各地,甚至远到朝鲜半岛、越南。假如没有交通工具,没有交通路线,没有交通的发展,那么,这些人群以及相关的文化就难以传输过去。

不要受传统的牵绊

读书周刊:纵观交通发展史,您能否举例说一两个重要的与交通有关的历史事件?

葛剑雄:比如说,古代的时候台湾纳入中国版图,交通就起了关键因素。我们的先民最终突破台湾海峡的阻挡,就是因为掌握了跨越海峡的技术和手段,从而有大批的移民迁移过去。

要知道跨越台湾海峡是不容易的,有台风,洋流也不利于航行。如果从福建出发,在技术达不到的时候,船是很有可能被吹到日本的。而我们的先民掌握了先进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手段,就一批一批大量地迁移到台湾。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又从福建带了十几万居民渡过海峡到台湾。

读书周刊:您曾指出,“一带一路”的历史被误读了。因为,“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既不是中国人兴建的,也不是中国人推行的,而是境外对中国的丝绸有需要,才形成了丝绸之路”。

葛剑雄:是的,丝绸之路并不是中国主动提出来的。古代中国并没有主动地输出自己的文化。为什么呢?中国认为我们是华夏,周边那些少数民族是“蛮夷”,再外面的更是“蛮夷”,他们还没开化。所以,古代中国就是自给自足,没有外向的需求。我认为,中国历史上其实并没有真正地开放。

所谓中国历史上的“开放”是怎样的呢?我归结为八个字:开而不放,传而不播。

什么叫开而不放?外国来,允许的,但自己的人是不放出去的。除了一些特殊的情况,从来不允许、不鼓励中国人出去。

文化上则是传而不播。日本人来,朝鲜人来,我可以让你上学,教你。但自己的文化不主动传播。仅有几次的对外传播也都是有特殊情况的,比如鉴真和尚东渡,那是日本人请了几次,他就去了,顺便把一些技术,如做豆腐的工艺带了出去。

正因为这样,历史上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比我们想象的要低。比如汉朝跟罗马帝国、唐朝跟东罗马帝国并存,有没有发现汉唐主动传播获得的影响?大量的文化是外来的,是从丝绸之路传进来的。这是我们需要了解和正视的,然后就明白今天需要我们主动。同时,也不要受传统的牵绊。比如,过去的海上丝绸之路,福建是重要出发点,现在全国都是出发点。所以,今天的“一带一路”是全方位的对外开放、贸易合作,建立一个利益共同体。

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

读书周刊:《交通运输典》的编撰于1996年启动,历时那么多年做这样一件事,您觉得意义在哪里?

葛剑雄:一开始,我自己也觉得这无非就是类似《古今图书集成》那样的工作,只不过规模大一点。但是,在实际的工作过程当中,我发现这项工作,对中华传统文化的集成和弘扬,对我们从中国的古籍中间发掘出有用的资料,特别是对我们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具有很大的价值。

今天,很多人面对浩如烟海的古籍往往不得其门而入,所以,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在收集、汇编资料上。如果我们把这些资料分门别类地编出来,就能使古籍中的一些非常有用但长期不为人所注意的资料、信息,得到研究者的及时关注,而且省掉了许多研究人员收集、汇编资料的时间。实际上,这会大大促进我们国家的学术研究水平。

读书周刊:在编撰过程中,哪些非常有用但长期不为人所注意的史料,得到了关注?

葛剑雄:确实有些资料是我们以前不太重视,但对今天做研究来讲其实很有用的。比如,我们在编撰的过程中收了一批关于淞沪铁路的档案,它详细的程度超出我们的想象。当时征地时一亩地多少钱、小工薪水多少、过端午发了多少钱……各种情况全都有记载。有了这些资料,我们再去研究中国早期的官办铁路就知道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的。这些资料不经过这样专门的整理,一般人是不会注意的。但如果好好研究、利用的话,可以做出很多课题。

读书周刊:《交通运输典》十分专业,这种专业性会否限制它的传播性?

葛剑雄:今天,海量的知识信息越来越多,门类划分越来越细,人文普及已经不能再局限于低层次、简单的大众普及了,而是需要针对不同人群、不同层次。《交通运输典》主要面向的就是研究人员,通过我们的收集与整理,为相关研究人员的进一步研究省去大量的功夫,同时,使与传统有关的学术研究能够处于一个比较高的起点。

事实上,某一领域学术界认为是常识的事情,不仅普通读者不一定懂,连其他领域专家也未必了解。所以,面向不同人群、不同层次的文化普及,既必要也更有效。比如说,关于人口史话题,我就编过三个版本。一个是6卷本的《中国人口史》,面向的是该领域的学者;一个是30万字的《中国人口发展史》,是介于研究者和爱好者之间的中等程度;还有一个是10万字左右的小册子,吸引的是普通读者。通过这样多层次、多角度的书籍,可以使我们的学术成果得到最大化的传播。

读书周刊:《中华大典》意在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但谈到传统文化在当下的生存时,往往会面临一种两难:强调传承则有保守泥古之嫌,强调创新则有“主体性”的质疑。您如何看待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问题?

葛剑雄:总体看来,文化的保守和创新是相对的,不是对立的矛盾命题。今天所说的传统文化,是古代存在的很多文化内容中经过优胜劣汰而保存下来的。一种文化能够长期存在,肯定有其天然合理性,适应了社会和人类的需求。因此,对于传统文化我们不妨从“传”和“承”多维度来看待。

“传”就是保存,从保存的角度,不需要去考虑优还是劣、先进还是落后。因为,即使是落后的,它也是人类曾经活动的反映,可以让后人知道、警醒。然后,才是“承”。“承”则需要研究,有选择性地继承、传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后,还要适应今天的需要,这就是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

《中华大典·交通运输典》

葛剑雄 主编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责编:杨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