徒步是对主流的对抗———读罗新的《从大都到上都》

2018-03-14 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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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日报讯 禾刀

人总是要对自己狠一点,否则,满腹雄心也只会烂在肚子里,逐渐沦为若干年后的惆怅与遗憾。

2016年夏天,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史和中国古代边疆民族史、53岁的北大罗新教授咬咬牙,终于实现了15年的夙愿——用15天时间,完成了从大都(北京)到上都(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金莲川)450公里的田野徒步。

罗新教授自北京健德门启程,沿着元代辇路北行,经龙虎台,过居庸关,行黑谷,越沙岭,背着行囊,徒步穿越重叠山谷,进入草原,一步一步走完了从健德门到明德门的行走。

旅行者本会给他人带来极大的想象空间,更何况是在这个飞机高铁无所不达的时代,刻意摒弃先进交通工具而选择原始的徒步。也所以许多人常常会问罗新教授,这一趟到底有什么收获,而当他坦言没什么发现时,问者常常会带着半信半疑的表情扫兴而去。

徒步就是对生活的抵近观察,本质上也是一种田野式调查,对学者自然更甚。也所以,罗教授才会认为,“后工业时代,当时间和空间被压缩得几乎不值得测量时,徒步是对主流的抵抗”。至少在罗新教授看来,质疑田野徒步的意义,就像质疑阿甘为什么要不停地奔跑一样可笑。

罗新教授选择徒步,形式上是对后工业时代文明的对抗,但这并非简单的对抗而对抗,也并非简单意义的行走而行走,不同之处在于他有一双洞察风土人情的锐利眼睛,以及善于思考的学术式思维。

从大都到上都的这条路,过去只能由皇帝及其随扈行走,也就是所谓的辇路。不过辇路并非罗教授浓墨重彩之处,他关心的是,这条联系蒙明两朝的路线,在历史现场曾经扮演过怎样的作用,还有这条路上的百姓与山川,到底还“残存”着怎样的历史信息。

孔子曰:礼失求诸野。相较于上层权力中枢人为式的历史书写,乡野往往是历史文化传承的重要宝库,许多地名、传说均可能是历史文化的遗珠。罗新教授一路上没有当一名沉默的行走者,他一路观察沿线地形地貌,频繁与村民、基层干部、老人、小贩、服务员、出租车司机等各色人群进行深入的接触,广泛搜集民间信息,结合古诗抑或历史记载,试图从各种碎片信息中拼接出某些不一样的东西。

作为世界奇迹之一的万里长城,因其宏伟,给了国人无限民族自豪感。长城原本是中原用来抵御外敌入侵的军事屏障,也是蒙明势力的一条重要分界线。处于分界线周边的群体,就像是蒙明关系的一条缓冲地带:当两边关系紧张时,这里的人们常常利用自己的特殊地理条件,从事走私营生;当关系缓和时,地理优势转瞬丧失,甚至连明朝的那些补贴政策因官员有恃无恐的腐败而难以足额到位。如“隆庆和议(1571年)之后的二十年,是塞内属夷(投靠明朝的蒙族部落)生活越来越恶化的时期”。另一方面,当年那些跑到蒙古的明朝百姓,因为两边关系缓和,顿时成了关系回暖的祭品。在历史力量的博弈中,个人命运就是如此脆弱不堪——很少有底层人物能够在政治博弈中始终左右逢源。

蒙明历史关系还清晰地反映到了当地的地貌。除了明朝对元代诸多地名进行了本土化改造外,罗新教授还发现,由于关内关外生存方式的迥异,所以呈现的地貌也有很大差别。汉人以种田为主,所以常常会砍伐树木以便整理良田。而那些当初投靠明朝的蒙族地方边缘势力,不得不放下马鞭羊鞭,像汉人一样下马种田。

有趣的是,长城的功能随着政治角力也会悄然变化。长城修筑于历史,但谁曾想过,在隆庆议和之后,明朝对长墙仍旧进行了较大规模的重修,而许多修筑的动机并不是真正为了抵御蒙古铁骑,而是为了不让那些曾经臣服于大明的“属夷”再度归顺蒙族,使得明朝失去抵御的屏障。

夹杂在两方力量博弈夹缝中的小人物命运就是这样,交恶时被视为双方积极争取的力量,握手言和时,他们则首当其冲成为时代的弃子。

当然,既然是夹缝,自然有夹缝的特别之处。罗新教授发现,民族身份往往只是一张张利益标签,即便是那些所谓的“属夷”,并不见得全都是正统的蒙族部落,其中不乏因为种种原因逃到那里的汉人。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常常会给自己取一个蒙族的名字,一旦获得“属夷”的特殊身份标签,他们立马从受明朝打击的对象变为争取的对象。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罗新教授说,“徒步是对主流的对抗”。只有真正有过行走经历的人,才深知这句话的分量。(《从大都到上都: 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罗新著,新星出版社)

 

责编:杨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