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在路上》:爱因斯坦错过的北京之旅

2018-06-26 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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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在路上》

——科学偶像的旅行日记

[美]约瑟夫·艾辛格著

杨建邺译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 长江日报记者李煦)爱因斯坦在1922年的旅行日记里说了对中国人不敬的话,很奇怪这事现在才被舆论界注意到。

其实早在1年前,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的《爱因斯坦在路上》里就引用过他的那些说法。所不同的是,这回是由英国媒体报出来,于是形成了一波小热点。

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必要审视一下爱因斯坦1922年的亚洲之行。

他给北大开出“优惠价”

当时爱因斯坦很缺钱,而且想出门“避风头”。

1919年他离婚又再婚,一下子要承担两个家庭、4个孩子的赡养费;他在德国大学教书,但是战败的德国通货膨胀严重;他预估自己要得诺贝尔奖了,但是离婚时已经约定,如果得诺奖,奖金归前妻。

那一年,一支探险队在南美观测到了太阳光线在引力场中的偏折,从而证明了他的广义相对论。全世界、包括中国的报纸都大幅报道了此事,他成为世界级名人,很多人求他的签名照,但是他出售签名照的收益都捐给一个孤儿慈善基金。很多犹太组织请他出面募捐,在中东建一所希伯来大学,他也答应了。

比起经济,更加困扰他的是德国的政治氛围。1922年,与他的和平主义理念相近、同为犹太人的德国外交部长遇刺,传说他的名字也在激进组织暗杀名单上,他立刻减少了自己的政治宣传活动。

正在此时,日本出版社“改造社”请他去日本讲学一个月,报酬是2000英镑,外加700英镑旅费。那时英镑实行金本位制,1英镑对应7克纯金,日本人相当于拿着近20公斤黄金请爱因斯坦“日本游”。

日本人也是“论证”过的。之前罗素在远东游历讲学,日本人请他说出世界上3个最重要的人物。罗素说了两个:列宁和爱因斯坦。于是日本人就请了爱因斯坦,同时制定了严格的合同条款,不但日程紧凑,而且要求爱因斯坦不得在规定以外的公众场合发表谈话(后来爱因斯坦在日本的演讲门票标价3日元,够一个普通日本人吃10顿饭)。

其实,中国方面对爱因斯坦发出的邀请比日本要早。

1921年,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德国拜访了爱因斯坦,邀他来华讲学,当时爱因斯坦因为日程冲突加上酬金不够而没有答应。1922年3月,北大从中国驻德使馆得知爱因斯坦要去日本,于是再度发出邀请,并希望他先来华。

爱因斯坦答复的大意是:在日本呆4周,在中国呆2周,虽然你们邀约在先,但是日方条件更优厚;中国冬天可能暖和一些,所以在中国过冬,先日后中。

4月,蔡元培致电爱因斯坦,承诺每月酬金1000元;此外负担他在京期间的食宿。

爱因斯坦三周后回信,重申“两星期”,此外酬金由1000中国币改为1000美元,在京食宿之外,并要求负担他夫妇二人从东京到北京和北京到香港的旅费。爱因斯坦解释说:美洲各大学都在请他,费用都比北大开得高,如果他对北大要价太低,就不好办了。

当时北大经济困窘,蔡元培找了梁启超当赞助才有底气,7月22日,中国驻德公使致信爱因斯坦,告知北大已接受他的要求;两天后爱因斯坦回信:“拟于新年前后到北京。”蔡元培8月收到这个消息。

1920年代初,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月薪400元;北大文科教授兼哲学研究室主任胡适300元;北大教授兼国史编纂处主任周作人240元。那时一银元约等于0.5美元,爱因斯坦两周要价1000美元,相当于4000银元一个月,这个价不低。可是比起日本人开出的一个月2000英镑(折合1万美元),这个价又很优惠了。

“沟通不够”与“实力不足”

1922年10月,爱因斯坦夫妇乘船,过苏伊士运河,经斯里兰卡、新加坡、香港,11月13日到了上海。

他在上海只停留了不到24小时,但是在此地接待他的是日本改造社的人。见记者、吃饭、逛戏园、到中国绅士家作客等等节目,虽有中国人陪同,也没有北大的人。

随后爱因斯坦去了日本,此时蔡元培在京为致爱因斯坦的欢迎信收集签名。12月8日这封信发出,此时爱因斯坦已经离开上海3周;12月22日这封信才到爱因斯坦手中,此时他已经取消了北京之行。

他回信蔡元培,大意是在日本等了5周,没有得到北大方面的消息,认为北大不准备践约了,于是取消计划。

蔡元培失望又困惑,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公开了这封回信并写了一个跋,表示早经约定,“本没有特别加约的必要”,致函欢迎“是表示郑重的意思”云云。

仅从以上经过来看,北大方面没有派人到上海打前站,对比日本改造社办事的周密严谨,无疑落了下风。

联系时局来看,其实还有更深层的因素。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在京津一带展开,此后半年,北京内阁换了5次。当年8月到10月,蔡元培等北京8所高校的校长6次联名辞职,原因是北洋政府已有5个多月没给高校发薪水。

中国的这些动荡消息,传到了爱因斯坦耳朵里,他8月底在一封信中写道:“我可能将在中国做几场讲演,迄今我已收到了北京大学的邀请,但鉴于中国国内普遍存在的重大困难,我仍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否能够履约。”

可见,爱因斯坦有这种疑虑,他需要进一步的确认和保证;北大方面则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明面上是沟通不够,实际上是实力不足,军阀混战的大环境不利于科技文化发展,遑论国际交往。

蔡元培也对“实力”有所体悟,在那篇跋中写道:但愿一两年内,我国学者对于学术有所贡献,可以引起世界著名学者的注意;我们有一部分人能知道,这种学者的光临,比什么鼎鼎大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重要几十百倍,也可以用一个月费2000英镑以上的代价去欢迎他,不见得爱因斯坦不会专程来一次中国。

【记者手记】

不必人云亦云

用今天的眼光去审视近百年前的私密日记,然后扣一顶“种族歧视”的帽子,不如直面历史。

如果要说歧视,爱因斯坦在耶路撒冷哭墙看到犹太人虔诚祈祷、摆动身体,对自己的民族,他说“可悲””智力低下“,“只有过去没有未来”。可是到了特拉维夫,看见一座新城欣欣向荣,就又写道:“我们犹太人充沛的活力真是令人惊讶!”

他没有什么民族观念,但是有同情心。在香港,他看见中国人是怎样干活的:“这些饱受苦难的男女干的活是敲碎石头或者抬石头,一天只赚5分钱,那些没有善心的经济机器就这样无情惩罚他们的生殖力”,但是,“前不久在一次增加工资的罢工运动中,这些劳工组织得不错”。他指的是1922年苏兆征等人领导的香港海员大罢工,英国人在那次罢工中制造了“沙田惨案”。

爱因斯坦爱美女,在日记里每到一处都要点评,尤其喜欢点评他的东道主,谁家的太太“娇美聪敏”,谁家的女儿“金发碧眼、皮肤白皙”,在路上看到一个“打扮精致”的女孩,某次晚宴上自己身边坐了个“迷人的维也纳女士”,等等等等。

可是他懂得大是大非。日本人把他招待得很好,他对日本印象也不错。可是“九·一八”事变之后,他是最早站出来呼吁制裁日本的人之一;英美坐视日本吃掉中国东北,他听了某个美国外交官的高论后,在日记里说此人“智慧但是没有道德感,这是一切不幸的源头”。

想要得到别人的尊重,就必须要有实力。中国人通过自己努力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强国,这是爱因斯坦也无法预见的,更是中国人自信的来源。什么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什么叫轻飘飘居高临下,谁是患难中的真朋友,谁是有历史欠账的人。不必人云亦云,把话语权拱手让人,历史就在那里,自己去看吧。

责编:赵乐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