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凭社会》并非中国独有

2018-07-03 1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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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凭社会》

[美]兰德尔·柯林斯著

刘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长江日报记者 黄亚婷)高考刚刚结束,志愿选择牵动着千家万户的心。而几乎同步进行的大学毕业季,拿到文凭、走向工作岗位的大学生们,再次让就业成为热议话题,大部分的工作似乎并不对口大学所授,一切还得从头学起,那大学究竟有什么用?

一面是“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寒门难再出贵子”的焦虑,使得人们为胎教、培训等奔波劳碌;另一面是“新读书无用论”的困惑,让人们对文凭产生怀疑。

这种困惑,并不是当下中国所独有。1979年,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就出版了《文凭社会:教育与分层的历史社会学》(简称《文凭社会》),分析文凭“通货膨胀”背后的原因思考。今年6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再次出版了这本著作,书中结论在今天依然具有指导意义。带着对文凭的困惑,长江日报读+采访到新版《文凭社会》一书的中文版译者刘冉,作为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候选人,她的研究方向为社会分层、教育与性别不平等,曾翻译《消散的现代性》《暴力:一种微社会学理论》等学术作品。

文凭通货膨胀? 本科以上教育还不算普及

文凭通货膨胀是一个很好理解的概念,改革开放的四十年里,大学生从“天之骄子”变为“满街都是”,工作的学历准入门槛越来越高,用句时髦的话说,本科学历已经“不太能打”了,更别说高中,许多工作岗位都要求研究生,甚至博士生。越来越多的人获得了更高的学位,过去金贵的学位仿佛突然“不值钱了”。

这个现象早在美国就发生了,并被学者注意到。《文凭社会》一书基于1850年至1978年间美国的教育发展历程写作。兰德尔·柯林斯认为,文凭通货膨胀的原因,有着错误的前提,是一场刺激经济的凯恩斯主义,即膨胀的文凭能够把更多人留在劳动力市场之外,暂时缓解技术化带来的就业压力,此外,文凭膨胀所推动的教育系统扩展,可产生庞大经济效益,防止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

刘冉认为,中国的教育扩张确实与西方实证研究的一个结论有相似之处,那就是所谓的“有效维持不平等”(effectively maintained inequality),也就是说,高等教育扩张很大程度上发生在“次等的”非精英机构和专业中,结果是加剧了横向的不平等,“虽然越来越多人能够进入高等院校,但北大清华、985/211、一二三本的市场价值却可能相去甚远,不同专业的经济回报也差别很大,专科院校更是在劳动市场中饱受歧视。”她认为,这种不平等,也是造就表面上看起来“读书无用”的原因之一。

不过,刘冉认为中国教育并没有发展到“过剩”阶段,“柯林斯对教育过剩的判断是基于教育扩张超过产业升级的需求作出的。考虑到上世纪70年代之后确实发生了进一步的科技发展和劳动市场升级,九年义务教育可能已经无法满足社会化和基本技能培养的需求。中国本科及以上教育还不算普及,也许无法满足一部分新兴产业的要求。这需要更多实证研究来验证。”

“新读书无用”论? 理性选择仍是提高教育水平

将文凭视为“通货”,或者在某种意义上,它已经是一种社会“通货”,以“有用与否”来衡量教育,这是不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做法?

刘冉认为,教育是否应该“有用”,首先要看如何定义“有用”,“如果我们单纯以教育能否培养工作技能来衡量其价值,那么就像柯林斯所论证的,大部分工作技能并不是在教育系统中学习到,因此教育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有用’。”但是,她也强调,“‘无用’的教育并非没有存在的价值,人类毕竟不是以工作技能为唯一目的而生活的。柯林斯想说的只是教育应该承认其‘无用性’,而不是建构出一整套虚伪的话语来维护资源和权力的不平等分配。”

不论是在美国劳动市场还是中国劳动市场,“文凭歧视”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饱受争议的问题。未来社会是否还需要文凭? 这也是社会学领域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柯林斯在书中主张“文凭废除主义”,这是一种非常激进的态度。刘冉解释,“柯林斯的立场是从根本上废除文凭作为通货的功能,彻底切断文凭与劳动市场的联系,相当于釜底抽薪。这在当前社会似乎不可能实现。”

但她介绍,事实上,最近信息产业领域已经出现了一些“文凭废除主义”的尝试,“有一位法国企业家创建了一所免费的编程培训学校,在巴黎和硅谷各有一所分校,入学完全不看文凭、成绩和相关领域经验,只需要通过一个在线测试和为期一个月的密集培训即可。然而相应地,这所‘学校’并不能提供文凭或证书,因此学生也许会在求职时遇到一些阻碍——并不是所有公司都认可这种独辟蹊径的技能培养方式。”她认为,技能较为标准化、公开化且容易测量的行业,文凭并不必要,但是,这种“文凭废除主义”的尝试,具体对劳动市场和求职过程有多大影响,目前尚无定论,这可能是一个很有趣和值得研究的发展方向。

能够肯定的是,有关一纸文凭的废止与否可以继续讨论,但教育和技能学习并不能废止。由此来看近年社会鼓噪的“新读书无用论”,刘冉表示,“如果严谨来看,这并不是说教育本身不再有回报——事实上在当今中国社会,教育水平仍然与工作成就和工资水平直接密切相关——而是说,纵向来看,同一学位的经济价值缩水了。因此,虽然理性选择仍然应该是尽可能提高教育水平,但同一教育水平的人们互相比较,就会发现家庭出身等影响也很大,这也就同时引发了对子女教育问题的焦虑。”

责编:赵乐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