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攀登者》编剧阿来:“攀登”给中国人的 文化基因注入探险元素

2019-10-29 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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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阿来

作家阿来

《攀登者》  阿来 著

《攀登者》 阿来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前不久,阿来的新书《攀登者》面世,这是电影《攀登者》的文学母本,阿来也成为同名电影的编剧之一。他深知拍电影是多个环节、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过程,而且文字和影像的表现手法也有很大不同,因此很少参与影视创作;但是这次他破例了,因为他在几年前就采访过那些真正的攀登者,那些人、那些事让他不得不写。读+对阿来的采访,就从他讲述自己对攀登者的采访开始——

“天降阿来”

2018年6月27日,上影集团董事长任仲伦接到了来自国家电影局的电话:“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们想请上影承担一部国家重点影片,你们愿意担当吗?”

这就是《攀登者》最早的意向征询。

任仲伦领命后,感到最关键的是时间极其紧迫——以往类似的题材创作,少则三年,五年也很正常,但从7月开始满打满算,如果要在国庆70周年献礼上映,只有15个月的时间。此时,连剧本都没有、连编剧都不知在哪。

剧本是电影拍摄的基础和核心,离开剧本,一切都是空谈。谁来编剧?

在网上查找资料时,大家非常偶然地发现,著名作家阿来曾经做过关于1960年中国登山队的攀登资料采集工作,在2014年采访了当时还健在的三位1960年登珠穆朗玛峰的登山队员,并极其巧合地与1975年中国第一位登顶的女性登山家潘多有过一次长谈。那次谈话后不久,潘多就离世了。

也就是说,早在4年前,阿来就采集了大量关于当时登顶的一手资料,而当2018年他们为了《攀登者》找到阿来时,他所采访的对象中,大多数已经不在人世。

7月底,任仲伦携上影团队赶到四川见到了阿来,因为以前合作过,彼此信赖,很快就把编剧事宜敲定了下来。这个过程,片方称之为“天降阿来”。

很快,阿来就提供了一个长达万字的提纲,将主要人物和故事情节走向梳理了出来。

2018年11月2日,阿来交出了《攀登者》文学本,大家读完后的感觉是:人物刻画鲜明,描述精彩,叙事性强烈,作为电影故事母本,已属上乘,优点突出。

“中国做了才说的精神值得注意”

阿来笔下的“攀登者”指的是从1921年开始直到1960年中国登山队登上珠穆朗玛峰为止,前赴后继勇攀世界最高峰的英雄们。珠穆朗玛峰的正式登山活动一共进行过15次,其中成功的仅有两次,都是从尼泊尔境内的南坡进行的。

1960年中国队登顶成功,虽然携带了摄影机,但是由于在夜间无法拍摄,只在25日6点拍摄了下撤到8700米-8800米的一段路程。

在1960年登山过程中,北京大学教师邵子庆和兰州大学教师汪玑牺牲,约50名队员冻伤。

1960年,我国内外都面临困难和挑战,此时成功登上珠峰,极大振奋了全国人民。《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无高不可攀》;清华大学组织“科学登山队”,从万名学生中遴选人才,根据不同禀赋组成3个梯队,以不同方法培养,力求登上科学高峰。

在国际上,苏联多个组织、多位官员和著名运动员发来了贺电、贺信;英国、日本、印度、尼泊尔、瑞士等不少国家的友好组织、友好人士、体育组织也纷纷以不同形式表示了他们的祝贺。尼泊尔首相在记者招待会上对我壮举表示祝贺。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长内森于5月27日致函我国驻英代办,要求转达他们对于“中国登山队的辉煌成就的衷心祝贺,中国登上珠穆朗玛峰的成就不仅在英国而且在全世界,引起了一切人们对中国登山运动员的卓越的技巧与胆略的钦佩,这一成就将永远作为登山探险上的里程碑而载入史册”。

英国登山俱乐部和皇家地理学会通过我驻英代办处转来信件各一封,并要求我登山队长史占春访英作报告并为其《登山杂志》写一篇文章。我方寄去史占春写的珠峰文章一篇及照片11幅(此文后在《登山杂志》上发表),但婉拒前往访问。

伦敦《泰晤士报》评论说:“光荣归于中国。王富洲、屈银华和贡布……登上了过去被认为是做不到的北坡至顶峰。”还指出:“中国做了才说的精神值得特别注意。”

印度一支军事登山队同期也在从南坡攀登珠峰,他们于5月25日在8625米的高度遇大风雪受阻,功败垂成。对中国登顶珠峰的消息,几家主要印度媒体都表达了祝贺和赞叹:“值得称赞的是中国登山队的计划性和远见,惊人的科学组织的成就和个人的勇敢”。

有一些外国报刊也提出了疑问。他们认为最高的营地设置、下降的缓慢、气象条件、高峰停留时间等,都有疑点;而刊登的一些照片也是在北坡任何地方或随便一个比较低的高度都能拍摄到的。

英国《登山杂志》在评述这些怀疑时说:“(历史上)相对地只有极少的登山结果已经得到证实。它们之所以得到承认是因为没有怀疑的余地。”

【访谈】

没有英雄主义、集体主义,

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奇迹

和他们握手,要作好“握空”的思想准备

读+:请讲讲您采访攀登者的经历和感受。

阿来:几年前我们曾经筹备一个项目,就是这个题材。我就去采访那些登山队员,非常幸运,采访到了1960年的登顶4人组:王富洲、屈银华、贡布和为他们当“人梯”的刘连满。至于1975年那次登山的队员,我采访到的就更多了。和他们握手的时候要作好思想准备,可能会“握空”,有的是少了几个手指,有的是手掌没了。王富洲因为冻伤而截肢了,屈银华手指都在,可是一脱鞋,半只脚掌没有了。

他的脚怎么没的?当时,4人组到达海拔8680米到8700米之间,遇到近乎九十度的绝壁,陡峭而光滑,几乎找不到任何攀登的支点,这就是“第二台阶”。 消防员出身的刘连满想到了搭人梯的办法。他主动蹲下当“人梯”,让队友踩着自己的肩膀攀登。

屈银华先上。他实在不忍心穿着满是钉子的高山靴踩在战友肩上,便脱下了靴子,没想到鸭绒袜子太滑也上不去,他又脱下鸭绒袜子,只穿一双薄毛袜打钢锥、攀爬……这个过程不过短短一个多小时,屈银华的两足脚趾和双足跟就被彻底冻坏,下山后只能切除。

读+:除了伤痛还有时刻的死亡威胁吧?

阿来:对。这段大约只有4米的高度,他们用了5个小时才完成。虽然越过了第二台阶,可刘连满体力不支倒下了。为了不拖累大家的行程,刘连满决定留在这个距离登峰只有200米的地方,让队友向珠峰进军。队友给他留下半瓶氧气,他没有吸,把氧气和一些糖果留着给队友回来用。当时,他写下一张遗言:

“王富洲同志,这次我未能完成党和祖国交给我的任务,由你们去完成吧。氧气瓶里还有些氧气,对你们下山会有帮助,告别了。

你们的同志 刘连满”

然而生命最终没有弃他而去,第二天中午,王富洲他们下来的时候发现,刘连满奇迹般的还活着。他拿着氧气等三个队友下山,坚持了一夜。其实,他如果把面罩戴着,就是不吸氧气也能保护他的喉咙,可是他怕吸到氧气,连面罩都摘了,就把自己的喉咙给冻坏了。幸亏有他,因为王富洲他们的氧气也用完了,大家吸了刘连满留下的氧气、吃了他保存的18块水果糖,四个人互相搀扶着撤下山来。

你想,这么传奇的英雄故事,怎么编得出来,谁又能编得出来?我是编不出来的。如果没有英雄主义、集体主义的氛围,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奇迹。

同样打动我的,还有那些付出了同样多甚至更多,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只能饮恨的人。1975年有位女队员叫桂桑,她各方面条件都很好,差一点就能成为世界首位登上珠峰的女性,可是遭遇烫伤事故,被迫退出。我采访她的时候,提起1975年那次她就泪流满面,我安慰她:“大姐,你别哭了,你后来登了那么多的高山。”她回答我:“那能一样吗?”

还有那些牺牲的人。我在书里写了一个科考队员,搜集了太多岩石标本舍不得丢下,最后体力衰竭而死,这是有原型的。

1960年的4人组,如今在世的只有贡布了;1975年登顶的副队长潘多,是世界首位从北坡登顶的女性,接受我采访一年多以后也去世了;所有这些攀登者、牺牲者,他们的故事给了我,我必须要写出来。

攀登珠峰的行动,把平凡人锻造成英雄

读+:您有三重身份,藏族人、文学家、《攀登者》编剧,从这些视角出发,您怎么看攀登珠峰的行动?

阿来:我还有一重身份,我首先是中国人。

应该说,我们中国人,特别是近代以来,是缺乏探险精神的。除了徐霞客等极少的人之外,我们并没有在自然界舍身犯险的“习惯”。由此导致的一个问题是,我们虽然说我们有广阔的国土,但是我们对我们的山川江河、对很多国土其实是没有认识的,对疆域、边界,我们只有一个大概的概念,但是现代国际关系要求国家之间有清晰的界线,那么在谈判的时候我们就不容易说清楚、容易吃亏。就说珠穆朗玛峰,首次认定它是世界最高峰,那是英国人干的;现在国外称呼珠穆朗玛峰,恐怕还是叫“埃弗勒斯峰”居多,以曾任印度测量局长的英国人埃弗勒斯的名字命名。

所以,在1960年那么困难的时候我们要去登山,这本身就是国家行动,是为了维护我们的主权权益;既是主权宣示,又带有科考任务。1960年条件不好,有些事情做得不够;上世纪70年代中期,国家进行整顿,局面有所改观,马上就启动第二次攀登珠峰,同时也是全面的青藏高原科考。

可以说,攀登珠峰等一系列行动,改变了中国人对自己国土的认知方式,那就是要去“亲历”;它也改变了我们的文化,在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当中注入了英雄主义、集体主义乃至探险的元素。

读+:这种攀登的探险精神内涵是什么?

阿来:我觉得,中国攀登珠峰的行动,是把平凡人锻造成了英雄。要书写这个锻造的过程,首先创作者自己就要真“信”,如果自己都不“信”或者不敢去“信”,理解不了自己书写的对象,就会跑偏,会去寻找一些别的东西。这是我们书写者的问题,而不是书写对象的问题。

从文学角度说,我是把那些国际风云、国家大事作为背景,集中写这些平凡人,如何跟自然搏斗,突破自己的生理极限,如何面对考验守住自己的内心,做到了意志如钢,如何在这个过程中一步步成为英雄。

有些藏族同胞,过去对登山是有看法的,他们对雪山可能是过于敬畏,觉得登山是一种亵渎,是冒犯了“神山”,他们曾经对登山队员吐唾沫、扔石头; 但是队员们凯旋的时候,他们又把队员们抬在了肩上,说“你们真是太了不起了”,这就是人的认知、观念、文化发生了变化。现在,登山队的主力是藏族队员;当地人很多也在担任登山协助的工作。

人与自然的关系有时候是被忽略了,但是我知道自己,我是大自然当中的一个人。大自然的美总能引起人的共鸣;全世界雄伟的山,都能够唤起我的敬意。我本人几次到过珠峰脚下,可能比普通游客上得还要高一点。在书的开头,我描写了蓑羽鹤飞越珠峰的情景,这是大自然给我的启发,这个景象很美、很悲壮也很坚韧,符合生命内在的精神,与人类攀登珠峰的举动有某种相似,都要等待合适的时机和气候窗口——

 

春天来到。

在南亚次大陆过冬的蓑羽鹤飞行向北回返青藏高原的路线上。

它们排开整齐有序的阵形在连绵起伏的喜马拉雅山区的雪峰之上飞翔。在它们前方,珠穆朗玛巍然耸立,横亘在天际线上。

蓑羽鹤并不能靠自身的飞行能力翻越珠峰,它们只是在山腰平展开翅膀,盘旋,盘旋。它们在等待风,等待上升的气流,为了回归,它们哪怕力竭而亡依然会在天空中盘旋着等待。上升的气流驱动着薄薄的云雾来了。蓑羽鹤阵随着上升的热气流盘旋上升。

鹰隼攻击,体弱的蓑羽鹤被击落,雪地上血迹斑斑。鹤阵依然井然有序地沉默着上升。

紊乱的气流袭来,把几只鹤压下去,跌落雪坡,它们对着上升的鹤群哀哀鸣叫。

鹤群依然上升,顽强地上升,终于飞越珠穆朗玛的顶峰,它们发出欢快的鸣叫声,顺风滑翔,飞向苍茫无际的青藏,一马平川的青藏高原。(长江日报记者李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