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字铭文解密:曾随原是一国 湖北两项目入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

2020-01-08 1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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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竹简

出土竹简

长江日报讯(记者冯爱华)近日,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启动初评,湖北随州枣树林春秋曾国贵族墓地、荆州胡家草场西汉墓地与秦始皇帝陵大型陪葬墓、“南海I号”南宋沉船等34个项目一起,入选初评名单。

湖北省考古所所长方勤表示,枣树林墓地发掘的曾侯宝、曾公求墓填补了曾国考古春秋中期不见曾侯的空白,为曾国历史研究及考古学年代序列建立提供了重要考古资料;胡家草场墓地出土的西汉简牍为历年来我国单座墓葬出土简牍数量之最,是我国简牍考古上的一项重要成果。这两项成果既有学术上的突破性意义,也有调查发掘中高新技术的运用和多学科联合的探索,展示了湖北作为考古强省的雄厚实力。

始创于1990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由国家文物局指导,中国文物报社和中国考古学会主办,有“中国考古界的奥斯卡奖”之称,集中展示过去一年中国考古最新成果,呈现中国考古新理念、方法和技术。其推选标准有三个:一是强调考古发现的重要价值及其在学术史上的突破性意义;二是强调调查与发掘程序的规范性和科学性,鼓励新方法新技术的探索和应用;三是强调发掘过程中及发掘后遗址、遗迹和出土文物的保护,考古工作的公众传播和社会责任。

经初评投票,将产生20项进入终评。之后,入围终评的项目将经终评委员会评审、投票,最终产生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自1990年以来,湖北考古频频入围年度“十大”,郧县人头骨化石、鸡公山遗址、潜江龙湾宫殿遗址、巴东旧县坪遗址、郧县辽瓦店子遗址、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侯墓地、随州文峰塔东周墓地、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大冶铜绿山四方塘遗址、天门石家河遗址、沙洋城河新石器时代遗址等先后当选“十大”。叶家山、文峰塔、郭家庙曾国墓地的考古发掘,使得传世文献中鲜有记载的曾国的年代序列、文化内涵基本厘清。以石家河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发掘,则推动着长江中游文明化进程和中华文明起源重大课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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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芈加”是谁?“楚王媵随仲芈加”7个字,又怎样解开了困扰考古界40余年的谜题?

湖北考古所副研究员郭长江介绍,随州枣树林墓地作为“考古中国”之“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项目,湖北省考古所于2018年3月开始对其展开主动性勘探发掘。日前,已发掘墓葬86座、马坑3座、车坑3座,出土青铜器千余件,发现并确认曾侯宝及随仲芈加、曾公求及曾夫人渔两对曾国国君级别的夫妇合葬墓。

1978年,随州曾侯乙墓的发掘曾引发一个令考古界和史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今随州之地(史书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的随国),为何频频出土曾国文物?曾、随是一国还是两国?著名史学家李学勤主张“曾随一家”、一国二名,但也仅是猜想。随着曾侯夫人芈加墓的发掘,这一谜团已揭开。

郭长江指出,芈加墓出土的铜缶上的一句铭文提供了关键信息——“楚王媵随仲芈加”(大意为楚王嫁女入随的陪嫁),表明这件铜缶是楚王嫁女入随的嫁妆。“芈加”是曾侯夫人,铭文上又称曾为“随”,说明曾随一家,基本解决学术界争论的“曾随之谜”。“芈加墓是春秋时期湖北曾国考古中唯一出土编钟的夫人墓,不仅可见夫人威仪及权势,其礼乐器铭文也提供了重要的史料。”芈加墓里诸多器物上的铭文表明,曾侯宝死后,芈加曾直接统治曾国,她以“小子”自称,俨然成了女诸侯。

此外,芈加墓出土的编钟铭文中有“帅禹之堵”“行相曾邦,以長辝夏”的铭文,这一处关于“禹”“夏”铭文的发现,说明当时的周人已经比较普遍地认同关于夏、大禹的历史,这为研究曾国地望、中华文明起源问题提供了新材料。

枣树林墓地的发掘也充分展现了当下考古的新技术和理念,郭长江介绍,发掘工作秉承多学科合作的思路,与各高校及研究机构开展合作,比如与北京大学合作出土铜器的保护、与复旦大学合作DNA检测、与山东大学合作进行实验室考古的微型发掘、与西北大学合作体质人类学等研究。航拍、测绘、3D扫描等新科学技术,也得到全面应用。

纸张发明之前,简牍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书写材料之一。湖北荆州胡家草场西汉墓出土的4642枚简牍,从历法、法律、医方、农植等角度勾画了2000多年前的中国社会,其中不乏对普通人生活的记载。

该项目负责人、荆州博物馆副研究员李志芳向记者介绍,2018年10月至2019年3月,荆州博物馆在胡家草场墓地发掘古墓葬18座,其中12号墓出土漆木器、简牍等共计111件(套)。根据出土器物形制特征和竹简“岁纪”记录,初步判断12号墓属西汉早期。简牍编号共4642个,保存状况总体良好。内容分为岁纪、历日、法律文献、日书、医方、簿籍、遣册等7类。专家点评胡家草场简牍“数量多、保存好、种类丰富、价值重大”。

李志芳表示,简牍出土后,打包运至荆州文物保护中心进行室内揭取与保护,采用竹简整理专利技术实施清理,绘制简牍剖面图并编号,利用红外扫描获取简牍高清图像,再按照照相、清洗、脱色等程序进行保护。据推测,墓主可能为“史”一类的官吏。

从先秦到魏晋,简牍肩负着记载和传播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信息的历史重任,相比史书,简牍是更为真实的第一手资料,对于研究和补正历史有重要价值。“此次出土岁纪简刷新了人们对古代朔日设置的认识”,李志芳介绍,如有一枚简记到:“九年,七月,以丙申朔,朔日食,更以丁酉。”《汉书·高帝纪》记载高帝九年:“夏六月乙未晦,日有食之。”两相比照,可知简文所记是高帝九年之事,不同的是,简文所记日食时间(七月朔日丙申),比《汉书》所记晚一天。并且因为朔日发生日食,而将七月朔日改为丁酉。因为发生日食而更改朔日的记载此为首见,刷新了人们对于古代朔日设置的认识,为研究西汉早期历法提供了珍贵资料。

除了记录战国至西汉早期国家大事的岁纪简,约450枚医方简则记录了农业种植、牲畜饲养、巫祝术、病方等庞杂内容,从中可一窥普通人的生活。如肥牛方,是讲关于养牛饲料成份和比例的配方,齿白方则是古代人们关于牙齿美白的方法。除此之外,还有种韭方、肥彘方等有关农作物种植、牲畜养殖的内容。

部分医方与东汉末张仲景撰著的《伤寒论》《金匮要略》中的“经典名方”在药物组成和功用主治上都十分接近,这将把传世经方的临床应用历史提前300余年。简文中收载的一些后世医方中常用的药物如“黄连”、“甘遂”等,在已知出土医学文献中均属首见。李志芳认为,这些发现为探究早期中医“经方”的学术源流、本草学的起源以及相关医药名物的训诂等,都提供了有重大价值的新资料。

编辑:刘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