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蕴岭:百年大变局,中国是最有影响的因素之一

2020-06-28 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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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学部委员,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张蕴岭:百年大变局,中国是最有影响的因素之一

   

《百年大变局:世界与中国》

张蕴岭主编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19年12月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暴发,各国的不同应对,引发了世界性的争议和争端,很多学者惊叹:疫情正改变世界格局,我们正在见证历史大转折。果真如此吗?疫情何以带来世界的改变?从大历史的角度看,疫情带来的改变和百年大变局有怎样的关系?对此,读+周刊记者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学部委员,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张蕴岭——

20多年前,上世纪90年代,张蕴岭领导一批中国学者开展了一个“关于下个世纪中、美、日关系重大变化”学术项目。

他最喜欢的座右铭是:做创造性的工作。这个项目是从微小的现实变化中预见到历史的大趋势,属于他所说的创造性工作。

当时的一份英文经济学杂志介绍说,虽然大家喜欢叫张蕴岭“老张”,但他其实没那么老,他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最年轻的所长之一。

张蕴岭1945年出生于山东省农村。如今,本世纪已过去20年,他成了名副其实的“老张”,对于国际关系变化趋势的深刻研究,使他对于“百年大变局”的命题有了一种纵横两种坐标的理解。

日前,他主编的《百年大变局:世界与中国》一书出版,书中集合了十多位著名学者的研究成果,就是想以全球维度和大历史视野解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如何应对大变局等问题。

何谓百年大变局

百年大变局,从字面上理解,百年,是指一个长时期的跨度,不是几年或几十年;大变局,是说发生重要的、影响巨大的变化,不是小规模、局部的改变。既然是变局,也意味着变化涉及大的格局、秩序、体系。因此,张蕴岭说,对于百年大变局,要有历史的眼光,有大视野,有谋略。“百年大变局”的关键字是“变”,要研究变什么、怎么变、变到哪里去。

历史的眼光,说的是从时间坐标来看,审视百年大变局不能只盯着一个百年,要围绕新千年的上下两个百年,即上个百年(从1900年至2000年,即20世纪)和下个百年(从2000年到2100年,即21世纪)来观察和认识中国与世界。两个百年横跨两个世纪,而我们正好又处于世纪之交,所以,张蕴岭将“百年大变局”的审视称为“世纪之变的认识与观察”。

从历史规律来看,世纪之变常常有特殊的含义,“这期间是世纪交替和新千年转换,一般来说,世纪交替和新千年转换期往往是大变局时期。从中国的角度来说,这个时期发生的变化和将要发生的变化不仅深刻,而且深远。中国的近代衰落和现代复兴都与世界大变局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中国与世界的变局是同步交织与相互作用的”。

大视野,说的是从横向的关联来看,以现代中国为中心视角的世界大变局,是中国从弱到强的转变进程。而国际经济、政治、国际关系、社会、文化、科技等等,每一个领域的大变局都会引起其他领域的变化,并且与其他领域相联系。

有谋略,说的是任何大变局都是由小变化逐步累积而成的,由量变到质变,因此,研究大变局不可忽视小变局,甚至是微变局。观察和研究这些“细小的变化”,往往可以从中发现大趋势变化的内在根源。

百年大变局“变”在哪里

百年大变局关键还在于“变”——历史的大趋势,新世纪不过20年,一些变局的大趋势已经显现。张蕴岭归纳说,“变”包括:

力量对比的变化。自西方开启工业化以后,世界的权势重心向西方转移,从欧洲到美国,由此,世界分为发达国家群体与发展中国家群体。长期以来,发达国家一直是世界力量的重心,曾占世界GDP的80%。如今,发展中国家的力量有了大幅度提升,按GDP占到50%,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超过发达国家。根据预测,到这个百年的中期,经济总量将可显著超过现有的发达国家。从世界经济发展的角度观察,拉动力或者说是增量部分可能主要来自现有的发展中国家群体。

发展范式的危机。西方创造了工业化模式,推动了世界的大发展,让更多的国家步入了工业化行列。现在这个现代化模式出现了各种问题,出现了综合性危机,包括资源危机、能源危机、生态危机等等。传统工业化发展的基本特征是以生产越来越多的产品为目标。事实表明,这种发展范式难以为继。

财富的分配也出了大问题。全球化创建了世界市场与国际生产网络,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流动与布局,由此极大地拓展了经济规模效益,推动了经济的增长。但是,在一个开放的大市场空间,财富积累和收入分配的两极化,也使得许多地区因“没有竞争优势”而变得“空心化”,使许多人,甚至国家被边缘化,从而导致严重的经济与社会问题。

气候变化的未知性。气候变化会影响整个人类的基本生存环境,带来巨大的未知性。气候变化是长期累积的结果,与传统的生产方式有着极大的关系,也与人类生活方式有关。不过,在气候变化的“灰犀牛”冲到人类面前之前,很多人可能还不相信“人类悲剧”真的会发生,也有很多人试图置身事外,逃避承担公共责任,这也许是最令人担心的问题。

新科技革命的“风暴”。我们正处在一场新的科技革命之中,它刚刚开始,就显示出惊人的创造力了。以智能化技术为牵引的这场新科技运动,犹如一场“风暴”,席卷各个领域,预计会在21世纪的前半时期得到广泛应用。智能化与以往的科技革命技术不同,是以模拟人的智能、替代人的智能,甚至改变人的智能为特征,把智能应用到广泛的领域,从而开启发展的新境界,造成经济、社会,甚至文化的大变局。

【访谈】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伴随着百年未有之机遇

疫情加速了一些问题向更复杂性改变

读+:有人说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将会深刻地改变世界的格局,您认同这个判断吗?从百年大变局的宏观角度,怎么看这次疫情带给世界的改变?

张蕴岭:我觉得这次疫情只是加速或促进了一些问题向更复杂性改变。应该说这些改变在疫情之前其实就已经发生了。我们记忆犹新的有两次改变:一次是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这场危机以后世界出现了大调整,美国的政策开始转向,但当时还是一种合作应对危机的态势,为此世界创造了G20;另一个改变是2010年中国GDP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家,引起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战略性警觉。疫情期间也出现了一个新的因素。疫情的突然袭击,考验各国政府的应对。大家发现,长期以来形成的国际分工,使大部分与疫情有关的物资生产都集中于中国。

这一系列的变化都引起了大家广泛思考。这种思考也有其正面的意义,那就是,经过很长时间的全球化供应链构造,世界得到了发展、效率得到了提高。但是另一方面也积累了很多的问题,这一系列的问题都因为疫情而加剧了。但是从历史来看,世界的一大教训就是,一旦走向极端,必然走向灾难。我们现在的世界和过去最大的不同就在于相互依赖的关系太紧密了。一些极端的措施,不仅害人也会害己。

东方国家在世界发展中的作用回归

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也在深度调整,面对一些矛盾和冲突,中国应如何应对?

张蕴岭: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看看中国是如何定位自己和定位世界的。中国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不走传统大国崛起的老路。面对复杂的世界局势,中国大力推动伙伴关系的构建,与世界各国先后建立了各具特色的伙伴关系。伙伴关系的基本特征是寻求共同利益,协商合作,结伴不结盟,是在推动新型国家间关系的创新,也是推动世界走向和平发展的重要贡献。

就像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所遵循的原则是共商共建共享,为所有参与方提供开放的大平台。对于世界发展来说,“一带一路”是一种新型的发展合作方式,是一个需要持续投入的“百年工程”。中国要做变局方向的引领者,这个引领本身也是变局的内容,即东方国家在世界发展中的作用回归。中国要做思想引领者,需要一个开放的思想环境,让思想和文化双向、多向交流,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交往中提升影响力。

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着眼于推动新型国际秩序的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涉及全球,具体体现在区域、领域、双边与多边关系各个层次。命运共同体的英文翻译是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直译过来就是“共创未来的共同体”。“共创未来”首先是一个理念,是一种文明,不是一个组织,体现在从宏观、中观到微观,从世界、地区到国家,从人类、族群到个人的各个层面。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世界大同”是最高的文明境界。这样的思想境界在其他国家也有,比如德国哲学家康德就提出“永久和平论”等。

中国发展范式转变肩负着双重使命,既为自己,也为世界

读+:在百年大变局中,中国将发挥怎样的作用、承担怎样的使命?

张蕴岭:历史上,中国曾是世界上综合力量最强的国家,是东方文明和“天下秩序”的中心。近代以来,面对西方世界的崛起与扩张,中国衰落了,受到了列强的欺凌与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终止了中国的下行,开启了民族复兴的进程。到这个百年,即2000年之时,就经济总量而言,中国重新列于世界大国之林,此后,复兴的进程加快。这个大变局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都是意义非凡的。

2017年,党的十九大召开,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确立了明确和具体的规划目标。按照新“两步走”的进程,到21世纪中叶,即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显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这个百年上半期中国的根本任务。

中国对百年大变局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总量、综合实力的上升上,更为重要的是体现在以新理念创建发展范式上。中国的发展实现了经济总量的快速提升,为此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如空气污染、水质污染、土地污染等。同时,鉴于中国规模大,与世界紧密连接,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巨大。因此,转变发展方式,不仅是中国自身最为紧迫的任务,也是世界发展所需。

由此,中国的发展范式转变肩负着双重使命,既为自己,也为世界。新发展范式需要体现:绿色可持续;新能源结构,突破传统方式的资源、能源制约;能够体现效率与公平的基本均衡。向新范式的转变是一场大变局,既是充满希望的,也是非常艰难的,并且发展方式的转变是与政治、社会、文化价值相联系的,需要有与此相向而行的改革创新。

中国作为一个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的大国,其转变的深刻含义也体现在非西方大国崛起。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有的人断言西方价值观和政治体制将主导世界,由此得出了“历史终结论”。事实证明,这个论断并不正确,中国走出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发展了现代化政治构建的理论和实践,并力求把中国长期积累的政治和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建设进程结合起来。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发展的成功是对世界发展的巨大贡献,对于多样性世界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中国的成功为世界多样性的发展提供了不同的选择,每个国家都可以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模式。(长江日报记者周劼)

责编:叶圣凡